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点考证
发布时间:2020-10-08     阅读数:3745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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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作者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下称“手稿”),是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的一件。手稿是一件不完整的文件的后半部分,没有标明作者和成文时间。我们考证认为,

这是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因为,第一,字迹相象;第二,陈云同志是当时遵义会议情况的主要传达人之一;第三,手稿夹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而陈云同志1935年5月奉命离开部队,转道去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这份手稿也带到莫斯科并作为代表团文件保存起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于1982年4月23日将手稿的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同志,请他们辨别鉴定。1982年5月18日,陈云同志委托秘书转告我们:“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从而确定了手稿的作者是陈云同志。

(二)关于年代

有些同志根据手稿中使用了不少简化字怀疑手稿是否为陈云同志当年所写。他们认为,那些简化字是五十年代才有的,三十年代不会有这些简化字。

据了解,手书简化字在我国很早就有了,从中央现存的档案中可以发现,自1923年起,党中央、团中央及各地方组织的文件中都使用了一些简化字,如“我们”、“主义”“开会”、“讨论”、“团体”、“会议”、“扩大”、“错误”、“参加”等等。在这个时期,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也常用简化字,如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手稿中就有“扩大会议”、“讨论”、“认为”,“经过”、“结论”、“组织”等简化字。以后中央苏区及各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等组织,也都使用简化字。手稿中的简化字与这一时期出现的简化字基本一样。所以,手稿产生于三十年代中期是可信的。另一个佐证是手稿使用的纸张与同期中央形成的其他文件的纸张是相同的。

(三)关于具体成文时间

首先,1982年陈云同志看了手稿的原件之后说:“这个传达稿不是在莫斯科写的,而是在遵义出发后的长征路上写的。”遵义会议后红军从遵义出发的时间是1935年1月19日,因此,手稿的成文时间当在1月19日之后。

其次,遵义会议的主要传达人是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和陈云,毛泽东、陈云的传达时间未见明确记载。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已提到洛甫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事。洛甫的传达时间当在2月19日之前。张闻天传达的确切时间由伍云甫长征日记证明是2月10日,日记记载: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阴。驻扎西(即威信县)。上午九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即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决议)”。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是涉及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央在步骤上应当是统一的,而且在战事频繁的长征途中,部队的战斗与休整也不是任意选择的。所以,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当在2月10日左右。那么,手稿的成文时间也就大约在1月19日至2月10日之间。

再次,手稿中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而洛甫代替博古的时间是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中央常委分工时确定的。手稿中提到这件事,说明手稿成文在此之后,因此手稿成文的具体时间当在2月5日至2月10日左右。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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