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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扎西会议的历史意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日期:2015年07月16日  浏览次数:

“扎西会议”是在遵义会议后,红军被迫转战滇黔结集扎西的过程中召开的几次会议的统称,它使遵义会议的《决议》得到了具体落实,红军实现新的战略转移,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笔者对其历史意义进行浅论,愿与同仁共切磋。

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了行动方向,甩开了尾追和堵截的敌军,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会上,博古(秦邦宪)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而不承认主要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多数同志认为,博古同志所作的报告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意见是正确的。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斗争形势所迫,会议没有来得及作出决议,决定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发言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分左、中、右三路北上,向赤水挺进,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敌人为阻止红军北渡长江,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沿江布防,又以12个旅以上的兵力继续追击,其他各路敌军蜂涌而至,再次形成大包围的态势。面对不利渡江的危险形势,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命令红军由川南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结,以求新的战机。在集结扎西的过程中,2月5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威信县水田寨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洛甫)接替了博古(秦邦宪)负中央总的责任(称为博古交权);2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大河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总结了土城战役失利的情况,决定了今后新的行动方针,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2月9日,中央在扎西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回师东进,对部队实行整编和建立川滇黔游击队。

扎西会议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扎西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期间,只是解决了军事和组织上的主要问题,搞清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由于敌人的围攻,会议没有写出决议正式通过。会后,张闻天按照中央的指示,根据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等人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大河滩会议上正式通过。

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指出党中央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其反日反蒋是正确的,但博古、李德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与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从而失去了宝贵的机会。

决议的通过使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这也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扎西会议完成了博古交权,彻底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博古任中央总书记时,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这种“左”倾路线在军事上表现为单纯防御,在苏区实行拼命主义,从各方面抵御敌人进攻,把敌人御于门外,怕敌人占领一城一地,结果不仅不能防御,反而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造成苏区的大片丢失,使红军遭很大的损失,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在决定撤离苏区时,博古为首的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的进行。博古为首的“左”倾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变得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带上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形成一个很庞大、累赘的队伍,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计划,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二、六军团会合。在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挺进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十多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等领导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到一个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但博古、李德等人仍没有完全接受。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占领的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会上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会后,红军北渡乌江,把追剿的敌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红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就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随着长征中红军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也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决定撤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但博仍在把持着党中央的大权。

红军在聚集扎西的过程中,于2月5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威信县水田寨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决定博古将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张闻天同志,由张闻天担任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就解决了党内所有面临的最迫切的,也是广大红军干部战士所焦虑的重大问题,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和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把红军从濒于绝境中拯救出来,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改组中央领导,博古交权,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红军在扎西实行大整编,轻装前进,为后来三渡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夺取长征胜利打下了基础。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和新的战争形势的要求,中央军委对红军进行了整编。为什么要整编?一是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统治,搞坛坛罐罐大搬家,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时,组成了庞大的后方机关,大批民夫把各种笨重家伙都抬走。比如,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和各种设备,还有医院大型器械,甚至连印《红色中华》的印刷机都搬着走,仅中央银行的挑子就有140多挑。而有的机器底盘就要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抬得动。拖着庞大的运输队伍,每遇爬山涉水,通过险崖窄路,一个钟头还走不出半里路,加上敌人的围追堵截,这样,红军行军作战,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使战斗部队变成了掩护队,时常处于被动地位,给部队造成很大伤亡。只有卸掉沉重的包袱,才能使部队作战机动灵活。二是在长征途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减员很多,部队需要整编才能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2月10日在扎西发布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战斗单位”。

根据命令,红军进行了缩编精简。各军团除一军团外,均取消师一级编制。三万多红军编成了17个团(包括干部团)。一军团由3个师9个团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即第一师和第二师;三军团减员较多,由3个师编成4个团,取消师一级编制,由军团直接指挥;五军团和九军团各缩编成3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干部层层下放,机关对后勤人员也作了必要的精简,充实到连队,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使部队轻装前进,在部队进行整编的同时,决定对影响部队行军作战的物资和辎重,进行清理,凡是两人都抬不动的东西都坚决丢掉。同时留下一部分红军战士打游击,开辟根据地。这样整编精简后,不仅连队得到充实,而且提高了连队的机动性、战斗力。同时又发动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扩大了3000多名红军,增强了整个红军队伍的战斗力。正如谢振华同志说的:“扎西整编是红军长征中为夺取胜利而进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改革。”

第四,扎西会议决定建立川滇黔游击队配合主力行动。

在大河滩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根据遵义会议的决议精神,在扎西整编时,中央军委决定,抽调红军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红大副校长余泽鸿、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等同志组成川南特委,又在全军选拔400多人,抽调了国家保卫局五连,以及红军留下的一些伤病员,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以后,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共1000多人。

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游击纵队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地区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从政治上看,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属于三不管地区,敌人控制相对薄弱。这些地区,一些民族头人及地方官吏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土匪活动猖獗,官匪串通。这些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容易接受革命道理,对开展革命斗争有一定基础;从地理条件上看,这些地区山大林密,地势险峻,适宜开展游击战争。

川滇黔游击纵队建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加入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三省边区27个县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牵制了川滇黔敌人,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游击纵队虽然失败,但游击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还坚持了很长时间的斗争。1936年秋,根据特委的决定,成立了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这支游击队成立后,在特委领导下,在滇东北和川南地区坚持了长期斗争,直到1947年。殷禄才、陈华久同志被杀害,许多红军游击队战士,为人民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第五,扎西会议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红军兵分三路向赤水河前进,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由于土城战斗失利,使红军北上渡江的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在聚集扎西的过程中,2月7日,党中央在大河滩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原定渡江计划,在川滇黔边境发展。当天19时,军委在向林、彭、杨、董、李、罗、蔡发出了《军委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我野战军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发展。”这是红军在扎西地区制定的新的战略方针。红军按照这个方针,经过扎西整编,使红军的战略方向更加明确,战斗力大大提高。做到“打得痛快,走得利索”,开创了红军长征的新局面。红军接着再占遵义,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当蒋介石把滇军孙渡的部队调出云南时,中央红军又急转西进,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并巧渡金沙江,从而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这都是扎西会议实现新的战略转变的结果。

(作者系云南省社科联副主席)

载中共党史出版社:《光辉的扎西会议》,1997年8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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