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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川滇黔特委和地下党在威信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日期:2015年07月16日  浏览次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星红旗和党旗是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对于革命老区威信县36万人民来说,感受尤深。在红军长征过扎西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1935年至1950年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云南地下党在威信这一段难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吧。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路经威信,集结扎西,党中央和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回师东进,重占遵义,以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实现战略性转移。同时对中央红军进行缩编,抽调400多名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不久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敌后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负责安置保护好伤病员,创建革命根据地。

 

2月10日,党中央和军委在扎西宣布中共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成立,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作动员报告。指定徐策(原三军团六师政委)任特委书记,戴元怀、余泽鸿、夏才曦、王逸涛为委员。根据纵队建制和党员分布情况,特委决定建立一个总支、五个支部、一个党小组,辖一百多名党员。会议宣布王逸涛任纵队司令员,曾春鉴为副司令员,徐策任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元怀任组织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长,刘干臣任参谋长。并派出党员干部在高田、田中、两河、梅洞建立地方区委和农会。

 

特委率纵队在滇川边境积极开展活动,插入川南,进至黄泥咀、树坪一带,威胁川南重镇叙永,攻打和占据威信大部分乡镇,西进诱敌,插向长宁,攻下朱家山,赶走国民党独立营。并制定《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和《游击区域红军家属暂行优待条例>,在边区广为宣传,在民众中产生一定影响。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挥师北上后,国民党蒋介石恼羞成怒,便转过头来调集云贵川军阀部队“围剿”红军游击纵队。当组织部长戴元怀在大石盘英勇牺牲后,敌人捕捉王逸涛之妻作人质,威胁收买利诱,王逸涛经受不住考验,思想动摇,借口离队,投敌叛变。特委遂于6月中旬在威信马家坝花园头召开党员大会,宣布开除王逸涛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公开批判王的私逃投敌可耻行为;决定由政委徐策代理纵队司令员,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增补曾春鉴、刘干臣为特委委员,五个党支部改建为三个党支部;号召全体党员和指战员遵照党中央临别前的嘱托,坚定革命信心,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久,在朱家山与黔北游击支队会合后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委也随之改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

 

7月13日,特委率纵队向石碑口、建武前进,在威信长官司与川军忠丰石清乡司令周化成部1000多人遭遇,接着又和滇军独立营发生激战,政委兼代理司令员徐策身负重伤(抬至罗布坳碾子湾时牺牲),副司令员张凤光、参谋长陈宏在战斗中不幸牺牲。7月14日,特委在簸箕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余泽鸿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刘干臣任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司令员、钟昌涛任政治部主任、龙厚生任组织部长、阚思颖管宣传、聂昭良任参谋长、李青云任特派员,特委下属一个总支、七个支部。会议还全面认真总结长官司战斗的经验与教训,重新部署下步行动计划,通知刘复初带川南游击支队归纵队建制。

 

簸箕坝会议后,扩大增强了武装力量,进一步确立游击战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地对付数倍、数十倍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武装的跟追堵截,纵队指战员们英勇战斗,迂回穿插,进占扎西、赫章,打进筠连城,巧取蓬叙溪,闪击兰田坝,奔袭燕子口,打到毕节、习水、桐梓等地域,纵队此时已由400人发展到1000多人,开辟了近1000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并在罗布坳和扎西建立两个支部,发展党员10余人。

 

特委第二届领导人余泽鸿、刘干臣相继牺牲后,刘复初、龙厚生率领纵队由川南重新进入威信境内活动。1936年9月,阮俊臣部在黄连坝被敌军包围打散来到水田寨,找到特委和纵队领导,挥泪讲述一、二支队的不幸遭遇,指出不教育改造起义部队和绿林武装是错误的,无益于纵队、无益于革命。特委认真研究吸取教训,立即在水田寨召开会议,决定特委由刘复初、龙厚生、曾春鉴、李青云等组成,并由刘复初出任司令员,龙厚生出任政委,曾春鉴出任参谋长,李青云出任特派员。在罗布坳,特委和纵队将前来投奔红军的川军教导师二旅三团三营十一连收编为纵队第三大队,任命刘少成为大队长,兰澄清为副大队长,派曾广胜担任大队指导员。

 

纵队又重振旗鼓活跃起来,在烂泥坝反击滇军补充团,袭击母享区公所,截获川军杨森商队……直到1937年初第二次遭国民党三省重兵“围剿”失利,刘复初被捕,龙厚生、曾春鉴、李青云在水田寨被杀而停止活动。但由特委和纵队组建发展起来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在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的领导下,仍然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直至1947年3月。

 

云南游击支队长殷禄才(外号殷骡子),威信县罗布乡郭家村人,1912年5月1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是屠工,早年病故,全靠母亲杨氏推粑粑豆腐抚养长大。孤儿寡母,常遭地霸豪绅敲诈欺压,四处搬迁仍无法生活。1935年2月,红军长征路过威信,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号召工农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这使殷禄才认识到,要翻身,求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武装起来闹革命。于是邀人在郭家坟酸水井拦截追堵红军掉队的两名川军,缴获两把刺刀、两袋子弹;旋即又到高田自卫大队长陈正杰处“保家”,拖出5支步枪、500余发子弹,很快拉起一支20多人的农民武装。

 

1936年夏,殷禄才第三次找到特委和红军游击纵队领导,殷切要求参加红军、参加革命,特委决定留他随军考察培训一段时间。9月,经刘复初介绍,特委讨论批准,正式吸收殷禄才为中共党员,并将他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改编扩建为云南支队,隶属特委和纵队领导,任命殷禄才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支队长兼滇东北特区区长,指派红军干部、游击纵队中队长陈华久任支队政委兼特区书记,增发10多支步枪武装支队,要求支队配合纵队作战,开辟以威信郭家坟为中心的滇东北特区革命根据地。

 

1937年初,特委和纵队主要领导先后被捕和相继牺牲,支队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加之敌后白色恐怖,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殷禄才和政委陈华久始终驾驭部队的政治方向,牢牢掌握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维护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滇军田营“围剿”老鹰洞时,部队分散隐蔽,其舅舅杨青云杀害队员殷崇科,拖枪叛逃为匪,殷禄才派人将杨抓回,其母杨氏闻讯赶来说情,殷禄才坚持原则,说服母亲,当众公布罪状,依法枪毙。战士吴天禄拐骗、奸污农家少女,被群众状告到支队,殷禄才派人查实将吴拘审,发动干部战士申斥批判吴败坏支队军风军纪的罪恶行径后公开枪决,使部队深受教育,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1938年春,原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接受新的任务返回川南,曾派原纵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兰澄清秘密来到郭家坟,传达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政策。殷禄才、陈华久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服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将部队一度更名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支持抗日。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殷禄才和陈华久在郭家坟地域采取以兵屯田的举措,平时寓兵于农,战时集中打仗,创造了劳武结合、地方游击武装与民众力量相结合的好形式,使支队的基本队伍得以巩固和发展。抗战胜利前夕,云南支队已拥有400多人枪,组建司、政、后三大部,辖8个大队16个分队,加上外违组织近千人。

 

鉴于云南支队在川滇黔边区活动声势越来越大,地方民团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无法与之抗衡,国民党重庆行辕奉蒋介石训令,授权中央军整编第七十九师、航空特务旅七团及云贵川三省边区地方武装聚众万余人,于1947年2月15日倾巢出动,猛扑云南游击支队的大本营和老根据地郭家坟。在敌军严密封锁、重重包围、“宁可杀错、不可漏脱”的情势下,殷禄才、陈华久同广大指战员欲血奋战,顽强抵抗一个多月。由于部队突出包围后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寡不敌众,大部分人员在敌人的“梳篦清剿”中壮烈牺牲(约200人),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也不幸于3月19日凌晨在王棚山硝岩洞英勇献身。

 

1946年8月至1947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和中共川南地方工委曾派人到威信与云南游击支队联系,均因国民党实行地方白色恐怖,形势险恶而未能如愿。不难想象,一支由数十人组织起来发展到近千人的游击队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与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之后,仍然按照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坚持革命武装斗争,袭击和威胁国民党后方顽固势力及其交通运输干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长达十二年之久,是何等的艰苦卓绝与不容易!殷禄才、陈华久的光辉业绩和斗争精神,永远留在边区人民的心里。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解放后,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和历史的误会,殷禄才、陈华久及其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长期未被承认,残存人员也未得到公正对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84年12月5日,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终于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正式得到中共云南昭通地委及威信县委的确认,并按有关规定落实政策,在郭家村修建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烈士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和缅怀。

 

抗战后期,国民党反动派调转枪口,全力对付共产党。为了深入基层动员群众,发展云南革命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把地下党员派到各地了解情况,秘密开展工作。1945年四月,地下党员陈季伯(又名陈浩阳)来到镇彝威三县接合部——彝良县牛街,与原派在这里的地下党员方在光取得联系,应聘到牛街中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翌年3月转移到镇雄县罗关中学。6月,地下党交通员李和森传达昭通特支指示:国民党蒋介石已撕毁“双十”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地下党要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传达时提到原国民党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威信县长安乡人)已在东北海城首举义旗,投向人民解放军。陈季伯利用这一信息于6月下旬带领罗关中学师生100余人前往威信长安小学旅行,沿途高歌<黄河大合唱>、<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歌曲,晚上演出<救救孩子>、<求学>等文艺节目。同时利用交朋友、闲谈方式,与潘朔端的侄儿、长安乡乡长潘为湘建立社交往来,言谈中晓以利害,劝其迷途知返。

 

8月,罗关中学被镇雄县政府勒令停办。陈季伯偕同进步教师刘崇华、李泽、王尤等经洛罗坝到扎西,应聘到扎西小学简易师范班和高年级任教。陈等利用教师身份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贯输进步思想,组织学生自治会,举办“宇宙线”、“火箭”等壁报专栏,让全校师生围观,扩大宣传面。重点物色张豹、胡纯璧、袁从尧、刘位高、陈肇柏、曹明芬等一批青年学生作为积极分子培养对象。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书刊,引导他们认清形势,走革命道路。

 

10月,利用国民党庆祝“双十节”之机,由陈季伯负责编导。李泽、王尤、方在光、李清时与简师班学生,在县城上演曹禺先生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丑恶嘴脸的七幕十三场话剧《幻灭>,剧终受压迫劳苦大众在台上高呼:反对征兵!反对派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台下观众——甚至连前往看戏的中央航七团士兵也跟着喊起口号来,群情激昂,盛况空前,这是威信有史以来演出比较成功的一台大型话剧,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不久,由于校长李太银鲸吞教育经费,三个多月不给教师发放工资,学校断炊,陈季伯等鼓动学生找李太银算帐,开展索薪斗争。李因此怀恨在心,挑起国民党县党部和航七团驻威连队与学校发生冲突,派兵痞打手到学校撕毁墙报,破坏上课秩序,并故意放风说陈季伯等是异党分子,图谋用武力施加人身迫害。为避免政治上暴露,保护党的骨干力量,便由简师班进步学生将几位老师护送出境,转移到彝良牛街桐子林,建立昭通特支镇彝威小组。

 

陈季伯一行虽然离开威信,但经受革命熏陶的简师班学生依然坚持活动。1947年上学期开始,他们利用壁报、漫画、对联等形式,讽刺揭露反动阶级统治的阴暗现象。昭通专区专员高直青到威信巡视,教师邹人在学生支持下写了“专员高,高手在上;篌我后,后来其苏”。扎西民众见了,无不拍手称快。体训教员严鳌云,效忠蒋介石,威逼学生剃光头,学生连续三天不上体育课,迫使学校将他解雇。省保安团驻威时,士兵在小关口抢人,学生连夜书写

 

标语张贴大街小巷:“保安团不保安,流氓贼子都占全!”“保安团是土匪,威信人民不要你!”群众舆论哗然,省保安团站不稳脚跟。只好把驻军撤退回省。

 

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地下党镇彝威支部指派苏怀三(威信人)到威信大塘口、马家坳、横三、岩脚、瓦石、墨黑等地,串联发动组织农民翻身会,发展会员近百人。当时的宣传和斗争纲领是:反“三征”,抗逃拖延,铲除封建,消灭压迫,减租减息,实行耕者有其田,武装待变,革命到底,有吃有穿。

1950年7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师一二七团和一二八团,在副师长雷展如、团长范金标的带领下,一举歼灭盘踞在威信地域的土皇帝、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直属教育师陇承尧部,威信正式宣告解放,群众一片欢腾,受到地下党培养教育的简师班学生大多报名参加工作,进入革命行列。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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