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位置:扎西干部学院 >> 教学科研 >> 扎西会议精神研究 >> 浏览文章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日期:2015年07月16日  浏览次数:

听了XX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XXX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XX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1933年7月24日中央决议)。而XX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XX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任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XX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 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保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 (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保卫苏区,并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XXX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数十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给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不能像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XX、XX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XX同志政治局发言及 XX同志红星报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我们不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了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酝酿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奉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的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立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由于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于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剿”之间的严重任务。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XX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

(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1934年 5月至7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经常说主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XX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针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备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的轻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距离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们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扫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X X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XX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XX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XX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XX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XX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XX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XX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的群众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军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现在是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南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休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证。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学院办公地址: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委大院

联系方式:

培训部晋老师:13578067509

座机:0870-6126719

扎西干部学院版权所有

滇ICP备15004542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