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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扎西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日期:2015年07月16日  浏览次数:

一、地方游击队的兴起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形成

1934年我任中共四川古宋、兴文特支书记,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后,全国反革命潮流甚嚣尘上,川南地下党不同程度地遭受到破坏,古宋县政府通令捉拿我。这时,上级党组织为了革命的需要,把我调到叙永特区两河口协助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后由张有德、王逸涛(后叛变)争取了威信边境的杨登高绿林武装部队为基础,组成了叙永特区游击队,在威、叙边境的五龙山区一带活动。我回到古宋,秘密地发动红军之友社的成员和农民群众共一百多人,组成了两支游击队。由郭平安、杨介中任队长,我兼任这两支游击队的政委,活动于川南的古宋、兴文、江安、长宁等县边境,称为红军南六”②游击队。

1935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南地区,我们同一军团取得联系,要求编入红军,随大部队一起行动。由于红军主力急于到扎西集结,要我们等待听候答复。

中央红军集结扎西,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重要会议,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进行了部队整编。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决定由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简称特委)。抽调一些干部和战士及国家保卫局第五连共三四百人,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简称纵队)。在扎西地域及川南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时,保护寄养在这个地区的红军伤病员,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东移后,川南游击队转移到叙永黄泥咀与活动在这里的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合编。

3月上旬,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同志率队来到兴文建武。我同他们接上了关系。当天晚上,特委召开会议,要我汇报川南敌情。我说:军阀们矛盾重重,四川敌人互相之间争夺地盘,保地盘,经常混战,谁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刘湘的地盘,宜宾、泸州、重庆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之地,也是他的重点防守地区。刘湘调集五个师的兵力,在川南围追堵截红军,而地方基层政权,仗势军阀作后台,残酷压迫剥削农民。因此,川南地区农民革命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同时,也汇报了我们南六游击队的情况。

特委根据我的汇报,制定了威胁泸州、 宜宾的战斗计划,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在这些地区,摧毁敌人的区乡政权,搞掉他们收捐税的机构,取得部队的供给;组织白军起义,瓦解敌军部队;调派人员在地方开展工作,组织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反对苛捐杂税,不纳租,不还债等等。

会后,特委决定,红军南六游击队隶属纵队领导,更名川南支队。要我仍然带领这支游击队在原地开展工作。建立有长宁梅硐场、兴文五村、江安红桥坝等处联络站,与纵队保持经常的联系。派戴德昌到地方工作,从那时开始,我们就直接受特委和游击纵队的领导,配合纵队战斗。

建武会后,红军游击纵队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引起了敌人的惊恐,抽调了大批兵力对付红军游击纵队,从而达到了牵制和调动敌人的目的。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以后,敌人便组织对红军游击纵队实行围剿。七月初,黔北游击队由张凤光、陈宏率领四百多人来到朱家山,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合编。原纵队编为第一支队,黔北编为第二支队。这时,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特委改称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游击纵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时部队有八九百人、七八百条枪。不久,纵队在长官司受到敌人袭击,徐策、张凤光等一些主要干部牺牲了,部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转移到簸箕坝后,特委召开了会议。由于干部的损失和部队减员,特委决定增加我为特委委员,任纵队参谋长。并通知我随后带队到兴文博望山与纵队合队,编为第三支队。纵队派胡紫健来任支队长,我兼任政委。

二、反围剿战斗与连天山的斗争

我们合队后,特委成员只有五人,即余泽鸿、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和我。余泽鸿任特委书记兼任游击纵队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龙厚生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段时间与敌人战斗相当频繁,我们走到哪里,敌人就尾追到哪里。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转战三省边境近二十多个县,同敌人进行了数十次战斗,消灭了不少敌人,缴获大量武器。敌军组织川滇黔三省围剿,重重包围,跟踪追击。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的损失也越来越大。最后减员只剩下一百三十来人,要同多于我们数十倍的敌人作战,是相当艰险的。我们于11月转战到长宁贾家塆,特委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会上,有人主张分散隐蔽,理由是长时间的战斗,没有得到休整,部队十分疲劳;也有人认为,地方干部少,领导力量弱,现有武装战斗力不强,分开应付不了敌人的围剿,不如把部队带到深山隐蔽休整,待机而行。结果,特委赞成第一种意见。于是将一百多人的队伍分为两个支队。一支队由余泽鸿、刘干臣带领,二支队由龙厚生、黄虎山带领,缩小目标活动。

分开后第三天,我们便听说龙厚生带领的二支队被敌包围打散,只有几个人突围出来。接着我们一支队也被敌军包围。由于我们地形比较熟悉,组织拼命突围,但突围出来后,也只剩下三十多人了。

刚分散两天,部队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领导成员都很难过。余泽鸿政委感叹地对我说:老刘啊,我们对上无法报告中央,对下不好向同志们交待。我告诉他说,我们是孤军深入敌区,损失是难免的,胜败是兵家常事。敌军围我们在江安碗厂坡,余泽鸿政委牺牲了。这时,部队情绪很不好。我们说服了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为余政委报仇。随即把他的尸体安埋在碗厂坡松林里。当夜离开,转移到古宋踏水桥。

天明时在踏水桥住下,中午又同敌人接触,打了一仗,撤离到踏水桥山上。晚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刘干臣司令员让我继任特委书记兼政委,同时他要求寄养在老百姓家治病,休息一段时间,并决定把队伍带上连天山隐蔽休整,回头接他,大家表示同意。

连天山方圆数十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山上只有十多户人家。敌人追到山脚,每日上山搜查,白天我们不能住在老百姓家里,只有到森林里躲藏,晚上派人回来侦察,没有敌人了,才回到老百姓家。但是每天隐蔽都要转移地点,每晚宿营也得变换人家。

我们在连天山坚持了一段时间,成天钻老林,大家衣服都被扯破了。时值隆冬,天下着雪,寒风刺骨,不仅衣服穿得单薄,而且连草鞋都穿不上。打着赤脚钻老林,战士们的脚冻坏了,大家坐在一起,互相抱脚抵御严寒。有的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说照这样是不能再坚持了,让大家下山找条出路去。在这紧要关头,的确是对我们每个革命者的严峻考验。于是我们便同战士们谈心,摆现在的困难和成功的不易。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战胜困难,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如果离开革命队伍,是找不到任何出路的。今天你离开,明天就会被敌人抓住。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想办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就这样,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团结一心,在连天山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在精神上是愉快的,锤炼了战士们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精神。

我们下山之后,让大家总结这段斗争的经验,认为:只有不畏任何艰难困苦,坚定革命信心,才能取得胜利。同时又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发展壮大;离开群众,就将寸步难行。今后一定要严格执行红军纪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斗争,搞好军民鱼水关系。

三、总结经验的洛柏林会议与准备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

我们从连天山下来后,就遇到原川南支队的谢浩然带来二十多人归队,又沿途扩大队伍,收留失散人员。派人前去接刘干臣司令员,方知他在敌军清乡中已牺牲了。来到炭厂时,原二支队突围出来的龙厚生、黄虎山、曾广胜等人也来归队。这时,游击队又集中起数十人,特委成员有龙厚生、李青云和我三人。

19362月,为了总结经验,便于打开新局面,我们在洛柏林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通过回顾上年的斗争,统一了认识。认为坚持斗争一年来,完成了党中央交给我们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的任务。在这一年的革命战争中,有几百名红军指战员牺牲在战场上,但是,革命就是有困难、有曲折、有流血牺牲,只要我们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武装斗争定会发展壮大,革命一定能胜利。我们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

一是在1935年的对敌斗争中,由于作战频繁,没有认真地建立地方组织,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因此,伤员无法安置,供给无法保障,部队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补充。

二是在战争中只注重斗争,不注意统战;在打土豪中界限不清,有些不该打的也打了;有的统战人物找上门来愿同我们搞关系,我们却拒之门外。这样做的结果,是自己孤立自己,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些中间势力,我们不团结他,就是帮了敌人的忙。

三是在军事斗争上没有注意游击队的特点,既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一度时间盲目地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削弱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根据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拟订了建立滇黔边区根据地的行动纲领。同时,特委从这些经验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由于有了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和要求,我们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在云贵川边区组建红军游击支队,也是武装工作队,分在边区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待时机成熟便夺取国民党反动区、乡政权。三省边区各搞一个立足点,然后慢慢发展壮大。

川南地下党被破坏了,红军游击纵队建立以来,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因此,收集情报也很困难,我便决定把伤病员寄养在地方。一面休养,一面做群众工作,并随时同他们联系。条件成熟后,便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特委还分工专人抓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得知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滇黔边区。特委决定,立即行动起来,牵制川南敌军,配合二、六军团长征。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参军,扩大红军游击队,扫除我们活动的障碍,在川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

会议推举我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龙厚生任纵队司令员,李青云任纵队特派员。因为当时人少,纵队集中领导,其余建制待发展后逐步恢复健全。这个会议,是我们游击队在失利以后,从血的教训中吸取对敌斗争经验的一次重要总结,使我们在斗争中不断丰富经验,更加明确了特委和游击纵队在川滇边区共同努力的正确方向。不久,游击纵队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人,编成两个大队,遂向扎西地域前进。到达罗布坳,曾春鉴参谋长、邝善云等同志又带二十多人归队。游击队在迅速发展,与我们开好这次会议是分不开的。

四、组织抗日先遣队的前后

19366月,红军游击纵队由威信到镇雄花身 小 坝附近,阮俊臣派了两个人来找我们。其中一个是红二、六军团留下的代表欧阳崇廷。他说,由陶树清带来在毕节兵变的中央军一个营,找到阮俊臣合队,同阮的队伍一起有六七百人,阮是无法领导的。二、六军团政治部又叫阮来找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联系。因此,我们共同研究如何作好这支队伍的工作,阮是我们早先发展的地方游击队,二、六军团又组织它们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对革命是忠实的,于是第二天,我们即向花身 小 坝 进军。

部队住下后,我便带了一个警卫员到阮俊臣的住处,阮集中干部欢迎。听了阮介绍情况后,要求我给他们讲几句话。我代表特委和游击纵队,欢迎他们起义来当红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同时,宣传了红军为劳动人民打天下的道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这时,哨兵报告国民党中央军柳际民旅派队追上来了,阮、陶问我怎么办?我便叫他们组织撤退到威信院子场等候,由红军游击纵队断后阻击敌人。于是,阮、陶率部队撤退,我和龙厚生指挥阻击敌人。敌军冲了几次,都被我们占据有利地形击退了。于是我们从容地到达了院子。

在院子街上的茶馆里,我同阮、陶他们继续开会,主要协商部队的合编事宜。共同议定阮俊臣的队伍编为第一支队,阚世芳任支队长,欧阳崇廷任支队政委;陶树清的起义队伍编为第二支队,唐和中任支队长,邝善云任支队政委;红军游击纵队为第三支队,由龙厚生任支队长,我兼任支队政委。并设立纵队司令部,阮俊臣任司令员,陶树清为副司令员,我任政委,曾春鉴任参谋长,李青云任特派员。

部队改编后,据殴阳崇廷说,二、六军团离开毕节时,曾给了他们寻找红军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任务,并指示打出抗日旗号。因此,部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同时发布抗日救国主张宣言,号召各族人民联合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颁发了布告和标语提纲,在边区广为宣传。

这时,部队总共七八百人,声势浩大,深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成立抗日先遣队不久,敌军便开始对我们的围剿。此时,陶树清提出几点意见:一是开辟新区,把队伍转移到威宁、宣威一带发展,摆脱敌人的围剿;二是不要公开宣传、写标语,变成秘密活动,减小目标;三是要注意团结,不要动不动就痛骂人。陶的第三条意见主要是针对二支队讲的。因为陶的队伍刚从国民党军队里过来,有些坏习气没有改,如抓群众的鸡,吃饭不开钱等等,总之对群众纪律不好。这些被我们红军游击队员发现,就象对国民党军阀一样的辱骂他们。

陶提出的三条意见,我认为是可以采纳的,特别是第三条,是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在特委会议上,有的同志认为,陶提的第一条开辟新区是耍阴谋,想到别的地方吃掉我们;第二条是反动的,不宣传,变成了哑巴聋子,我们还是什么红军游击队;第三条说他们是不可改造的。决定要脱离他们,单独行动。于是第二天就离开了陶、阮的队伍。为加强军事上的领导,特委决定我任司令员,龙厚生任政委。

我们离开阮俊臣、陶树清部队不久,贵州敌军即对他们进行包围追击。到镇雄、威信地方,他们全被打散。陶在顺河场被活捉。阮俊臣突围出来在水田寨找到我们,哭着说,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他们革命,甩掉他们,让敌人消灭,今后还想在贵州发动白军起义吗?我们安慰他。并派他到赵文海的贵州游击支队中去当政委,开辟贵州的地方工作。

后来在特委会议上,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那时我们虽未认识是倾思想的危害,总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违背党的改造白军政策的。大家深受了一次教育。

到了罗布坳以后,珙县底洞铺农会的一个人带着兵变代表来找我们,说四川教导师三团三营十一连起义来当红军,已经到了长官司。我们经过了解,情况属实,要他去把队伍带来罗布坳合队。

原来,我们打垮了珙县县长刘治国率领的警备队和区团队之后,教导师前来增援。到了底洞铺,这些士兵听到俘虏的宣传,加之受长官们的压榨,他们把连长打死来投奔红军游击队,要求参加。我们在罗布坳热烈欢迎他们,到簸箕坝召开联欢晚会,还杀猪招待,每人发了零用钱。组织受苦深的士兵控诉国民党军阀的压迫,提高阶级觉悟,和他们谈心,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为工农闹翻身的革命道理。讲红军的纪律,为革命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

经过一些政治工作,起义士兵的觉悟大有提高,他们多数出身工农,革命决心也很坚决,于是把他们编为第三大队,任命刘少成当大队长,兰澄清为副大队长,派曾广胜到这个大队担任指导员。

  这支起义部队武器装备好,军事素养也不错,当他们觉悟提高后,在烂泥坝、天池罗汉林、海子坝几次战斗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五、关于发展云南游击支队

1936年秋,我们离开阮俊臣、陶树清的部队以后,来到滇川边境的郭家坟。特委根据洛柏林会议精神,拟定在云南东北地域建立根据地。理由是该地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群众迫切要求革命,地形条件好,前可进,退可守,是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这时殷禄才来与我们联系,坚决要求革命。由于他在前一年就来与我们接过头,我们也了解他是逼上梁山的阶级兄弟,愿意接受党的政治主张,遵守红军的纪律,这次又主动来要求。我们认为他来得正好,对我们搞革命根据地很有利。于是,特委决定,留他在部队随军受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我们认为他决心大,是真诚要求革命,表现又好,由我介绍,特委批准,吸收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并委他任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派他回去,组建云南游击支队。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工农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阀和土豪恶霸的压迫剥削,摧毁反动政府的基层政权,解放劳苦大众。不久,我们又派了原在红军中的一个排长陈华久(绰号陈二排长)到他那个支队任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协助开展地方工作。同时,又发给了十多支枪,叫他们带回去发展,逐步形成一个支队,配合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滇东北特区根据地。

1936年冬,红军游击纵队在三省敌军围剿战斗中被打散。我因患病不能行动,密留大雪山休养。后因判徒出卖,我被捕关押在泸州监狱。始同殷禄才、陈华久失去了联系。

国共合作,我于1937年冬经党组织保释出狱后,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李克农同志汇报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发展和失利情况,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秘密发展的地方游击队,配合纵队打击敌军,开展地方工作。其中有以殷禄才为首的云南游击支队,以金王遂为首的川南游击支队,以赵文海为首的贵州游击支队等武装。

1938年春,李克农同志要我回川滇黔边区,了解红军游击纵队的情况,并向游击队员传达党的抗日政策,发动群众支援抗日。但我来到川南古宋县边境,了解到一些情况,正拟去滇黔边区调查时,得知判徒王逸涛向川军告密,共匪刘复初来川南收容残匪,组织工农武装,要进攻川军。因此,引起川军恐慌,派人暗杀我。这时,我派原纵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兰澄清,先到川滇边的郭家坟找殷禄才、陈华久传达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支援抗日。由我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同时,拟同组织上研究对策。到了重庆通讯处,得见周怡同志两封信,约我去曾家岩会谈。到了曾家岩,我才知道重庆已建立联络处,周是该处负责人。我介绍情况后,联络处又向武汉办事处请示,李克农同志回电,要我立即去武汉。到达办事处,又汇报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主要是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川滇黔边区,同地方游击队一起活动,约有武装二百多人,并派原三大队副大队长兰澄清前去调查。李克农同志问:游击队在群众中影响如何?我说:在敌后牵制敌军两年,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深得劳苦群众的拥护。事后,派我去延安。其时,国民党愈加控制,斗争更尖锐,我们又无可靠通讯处,因而同这一地区的游击队断绝了联系。

到了延安,我将川滇黔边区的情况向李富春同志作了汇报,我提出川滇黔边区还可组织武装,开赴前线抗日。李说:现在国民党更加控制,不让我们组织武装抗日了,等以后再说吧。

1947年冬,我在乌兰浩特市开会,得见参考消息说,据四川报道:共匪刘复初率领残部,在川滇黔边区煸动民众,扰乱治安,正被围剿中等云。这时我才知道,川滇黔边区的革命火种仍在燃烧,游击队还在敌后坚持着战斗。而国民党反动派却认为我一直潜伏在川滇黔边区。据说殷禄才、陈华久率领的游击支队,有三四百人,曾反对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袭击国民党运军火去后方镇压革命的军车。重庆行辕调遣国民党军七十九师和地方军队,残酷围剿殷禄才为首的游击队,殷禄才、陈华久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坚持十二年之久的游击战争到此结束。[刘复初(口述) 赵有伦 雷吉常(整理)]

刘复初,四川古宋(今属兴文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现任内蒙古吉林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南六,原指四川的高县、珙县、兴文、庆符(今属高县)、长宁、筠连六县。

本文根据19827月赵有伦、雷吉常二人前往呼和浩特市走访刘老时的口述材料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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